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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苹果走投无路的董事会不得不把他们十三年前赶走的乔布斯请回来,执掌用乔布斯的话说“底下有个大洞的船”。在美国,董事会赶走一个公司创始人的情况虽然不常见,但还是发生过的。但是,再把那个被赶走的创始人请回来执掌公司,不仅以前没听说过,以后也很难再有。奔腾的诞生,使英特尔甩掉了只会做低性能处理器的帽子。由于奔腾处理器的速度已经达到工作站处理器的水平,高端的微机从那时起,开始取代低性能的图形工作站。到今天,即使是最早生产工作站的太阳公司和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公司IBM以及以前从不使用英特尔处理器的苹果公司,都开始在自己的计算机中使用英特尔的或者和英特尔兼容的处理器了。现在,英特尔已经垄断了计算机处理器市场。但是,硅谷却从不迷信权威。任何人要想在这里获得成功,都得真刀真枪地拿出真本事干出个样子。在美国很多地方,尤其是传统产业中,普遍看中甚至过于看重个人的经历(Resume)而不是做事情的本领。比如一个毕业生要想到位于美国东部的IBM华生实验室或者以前的贝尔实验室搞研究,必须出身于有些名望的实验室,有导师和教授们的推荐。(在日本公司更是如此)大公司雇用一个主管或者资深职务的员工,首先要看简历上的经验和头衔。这种做法当然有合理的一面,但是即使再真实的简历,也不免有夸大其辞的部分,更何况简历上的经历只是一个人以前做过什么而不是今后能做什么。在硅谷谋职,简历固然重要,但是个人的本事(包括和人打交道的软本领)才是各个公司真正看中的。由于每个公司产品的压力很大,同行业公司之间的淘汰率很高,硅谷的公司需要的不是指手画脚的权威而是实实在在干事情的人。硅谷几十年经验证明,那些初出茅庐能干具体事情的年轻人,可能比一个经验丰富但是已经眼高手低的权威对公司更有用。很多人向我抱怨过谷歌在招人时忽视以前的工作经历。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和大部分的硅谷公司一样,谷歌更相信自己的通过面试得到的判断而不是简历和推荐信,所以,在招人的时侯,总喜欢考一考。不管面试者名气多大,水平多高,过不了考试也是白搭。我的一个在美国顶级的计算机系当教授的同学,先推荐了他的一个学生来谷歌应聘,结果录用了。后来他自己来,谷歌要考和他的学生考的类似的题目,他反而没有考过,虽然我们很为他感到可惜,但是也没有办法。这位教授很不服气,对我讲,我的学生远不如我你们却要了,我发表过那么多论文,拿到过那么多基金你们却不要,说明你们的眼光有问题。我承认他讲的很有道理,但是,不能为一个人坏了规矩。从谷歌和Ebay以及无数硅谷公司成功的经验看,这种不迷信权威,公平对待每一个人的做法总体上是对的。它确实有时候使得公司和一位称职的权威失之交臂,但是使得硅谷的公司能更多地吸收新鲜血液,充满了活力。俺们新葡京硅谷能成为科技之都,而且长盛不衰,必有它高明之处。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保证机会均等。任何人、任何国家和制度都无法保证我们的社会绝对公平,(事实上也没有必要追求绝对公平。)但是,一个好的制度要保证每个人有均等的机会。

俺们新葡京在太阳公司,至少有两个人从中吸取了教训,就是后来成为GoogleCEO的施密特和太阳现在的CEO强纳森-施瓦茨(JonathonSchwartz)。施密特当时是太阳公司主管软件的副总裁,他从太阳失败的教训中总结出了反摩尔定理,我们已经介绍过。施密特认识到依靠硬件的利润是不断下降的,而IT服务业的利润则是恒定的(并随着通货膨胀而略有增加)。如果说施密特是理论家,施瓦茨则是实践家,后者着手太阳公司从硬件制造商到IT服务的转型。遗憾的是,当时马可尼里领导的太阳公司没有看到、也很难看到这一点。在思科,人们经常会遇见自己“二进宫”甚者“三进宫”的同事。一个员工因为转到思科支持的小公司,从名以上讲暂时不算思科员工了,但是随着思科收购回那个小公司,这个员工再次“加入”思科了。这个员工出去转了几年,回到原来的位置,但是却腰缠万贯了。美国司法部状告微软垄断行为的反垄断诉讼正式拉开序幕。1997年,美国参议员举行了听证会,盖茨和网景的CEO巴克斯代尔、太阳公司CEO马可尼里、DELL的创始人戴尔等IT领域的巨头出席作证。会上,当盖茨反复强调微软没有在软件行业形成垄断时,巴克斯代尔说,请在座的各位中没有用微软产品的人举手。整个会场没人举手。巴克斯代尔再次强调,请按我说的做,结果还是没人举手。巴克斯代尔说,先生们,看到了吧,百分之百,这就是垄断,这足够说明问题了。

两年前,我和李开复博士等人多次谈论科技公司的兴衰,我们一致认为一个公司的基因常常决定它今后的命运,比如IBM很难成为一个微机公司一样。摩托罗拉也是一样,它的基因决定了它在数字移动通信中很难维持它原来在模拟手机上的市场占有率。摩托罗拉并不是没有看出数字手机将来必将代替模拟手机,而是很不情愿看到这件事发生。作为第一代移动通信的最大收益者,摩托罗拉要尽可能地延长模拟手机的生命期,推迟数字手机的普及,因为它总不希望自己掘自己的墓。如果过早地放弃模拟手机,就等于放弃已经开采出来的金矿,而自降身价和诺基亚的公司一同从零开始。尤其在刚开始时,数字手机的语音质量还远不如摩托罗拉砖头大小的大哥大,更使摩托罗拉高估了模拟手机的生命期。和所有大公司一样,在摩托罗拉也是最挣钱的部门嗓门最大,开发数字手机的部门当然不容易盖过正在挣钱的模拟手机部门,因此,摩托罗拉虽然在数字手机研发上并不落后,但是,进展缓慢。一旦各个竞争对手推出各种各样小巧的数字手机时,摩托罗拉才发现自己慢了半拍。AT&T的景观比朗讯略好些。它有相对稳定的利润很高的长途电话收入以及发展得很快的移动通信业务,因此在分家的前几年继续支撑并且扩大了它的实验室。因为没有抢到贝尔实验室这个牌子,AT&T以信息论发明人香农的名字命名了它的实验室。这时互联网的崛起和无线通信的普及对AT&T的核心业务开始形成威胁。但是,AT&T在这两方面以及快速发展的宽带电视业务上都很强。本来,AT&T最有资格成为这些新领域的老大,就像它成功地从有线通信扩展到微波通信一样。但是短视彻底毁了它。如果在IBM做一个民意调查,谁是对IBM贡献最大的人,那么除了华生父子外,一定是路易斯·郭士纳(LouisGerstner)。1993年,从未在IBM工作过的郭士纳受命危难,出任IBM的首席执行官。他成功地完成了IBM从一个计算机硬件制造公司到一个以服务和软件为核心的服务性公司的转变,复兴了这个百年老店,并开创了IBM的十年持续发展。郭士纳原来是一家食品公司的总裁,再以前任职于美国信用卡公司运通公司,根本不懂计算机。在英语中,计算机的芯片和土豆片是一个词—chip,因此,大家就开他的玩笑说,他也是做(芯)片的,但是是土豆芯片(Healsomadechips,butpotatochips)这句话原先是嘲笑他的话,以后成为他传奇的象征。没有高科技公司工作经验的郭士纳在世界上最大的高科技公司创造了一个神话。俺们新葡京2005年,太阳对微软有了新的认识,把它放在了和IBM等服务器公司同一段里,但是仍然把系统制造商IBM和HP写在第一句话中,微软写在二句话中。今年,也就是舒瓦茨上任的第二年,太阳公司终于意识到微软的威胁,把微软写到了和IBM公司同一句话中。并且在接下来,它首先提到了微软的操作系统和Linux操作系统。然后才提到计算机服务商。它提到IBM和惠普时,不再把它们作为计算机制造商的竞争对手而是作为服务商。原文如下:

2001年美国网络泡沫破裂,科技股Nasdaq崩盘,这对本来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的摩托罗拉更是雪上加霜,它的股票从2000年的50多美元跌到2003年的不足8美元。(注释:2000年摩托罗拉有一次1:2的分股,分股前的股价超过100美元。)2003年9月,摩托罗拉创始人保罗·加尔文的孙子克里斯托弗·加尔文不得不离开摩托罗拉董事长的职位,摩托罗拉从此结束了家族企业的的历史。帮助斯坦福大学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它的一位教授弗里德里克-特尔曼,他后来被称为硅谷之父。他仔细研究了斯坦福夫妇的遗嘱,发现里面没有限制大学出租土地,于是他兴奋地声称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秘密武器—建立斯坦福科技园,科技园向外面的公司出租土地99年。在这99年里租用土地的公司有彻底的使用权,按自己的意愿建筑自己的公司。消息一传出,马上有很多公司表示了兴趣,并很快和学校签属了租约。1953年,第一批公司,包括大名鼎鼎的柯达公司、通用电气、夏克利晶体管公司(后来诞生出集成电路的先驱仙童公司)、洛克希德公司(美国最大的军火商)和惠普公司进驻了斯坦福科技园。对斯坦福而言,这件事的影响非常深远,它不仅解决了斯坦福的财政问题,并且成为斯坦福跨入世界一流大学的契机。对外界而言,它促成了硅谷的形成。到了1986年,英特尔不想让AMD生产刚刚问世的80386,可能是想独占80386的利润吧,于是开始毁约。AMD拿出过去的合同请求仲裁,仲裁的结果是AMD可以生产80386。这下子英特尔不干了,上诉到加州高等法院,这个官司打了好几年,但是法院基本上维持了仲裁的结果。AMD于是便名正言顺地克隆起英特尔的处理器芯片了。当时微机生产厂家,例如康柏为了同英特尔的压价,开始少量采购AMD的芯片。几年后,英特尔再次控告AMD公司盗用它花几亿美元买来的多媒体处理的MMX技术,AMD做了让步达成和解。在整个九十年代,英特尔和AMD虽然打打闹闹但是,它们在开拓x86市场,对抗精简指令集的工作站芯片方面利益是一致的。因此它们在市场上的依存要多于竞争。进入九十年代,个人微机在美国开始普及,整个市场增长很快。惠普靠着原有的小型机的客户和市场的经验,很容易地进入了微机市场。由于它的传统用户是中小公司和学校,惠普没有花太大气力就打开了大学,研究所和中小公司的微机市场。惠普实际上已经悄悄地从仪器制造向计算机工业转型了,并于1989年和1995年它先后买下了两家计算机公司阿波罗和Convex,当然它只是为了要两者的市场,然后将这两家公司原有的客户换上惠普自己的小型机和工作站。到九十年代中期,惠普成为集科学仪器、医疗仪器和计算机产品于一身的巨无霸型的公司,并且随着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而达到顶峰。那时,惠普是全世界仅次于IBM的第二大计算机和仪器制造商,它的产品线甚至比IBM还长,小到计算器、万用表之类的产品,大到最复杂的民用医疗仪器核磁共振机。计算机本来只是惠普长长的产品线上的一种产品,只是到了九十年代由于计算机工业的发展,计算机部门包括其外设的营业额超过了整个惠普的一半,才格外引人注意。

马可尼里看到了这一点。在Java出来以后,太阳公司便赔钱作了大力推广,仅三个月后,网景公司就决定采用Java。由于Java是新一代的面向目标(ObjectOriented)的程序语言,并且有不受操作系统限制、对网络功能有很强的支持、可以在本地计算机上运行远程程序的优点,加上对终端用户是免费的,Java一下就推广开了。很快甲骨文公司、Borland公司、SGI公司、Adobe公司、IBM公司、AT&T公司和英特尔公司也加入了Java的同盟军。KPCB另一个特点就是合伙人知名度极高、联系极广,除了活跃的投资人约翰多尔和布鲁克-贝叶斯(KPCB中的B),还包括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前国务卿鲍威尔和太阳公司的共同创始人BillJoy等人。KPCB利用他们在政府和工业界的影响,培养新的产业。比如鉴于戈尔同时担任了苹果公司的董事,KPCB专门设立了一项培养苹果iPhone软件开发公司的一亿美元的基金。考虑到今后全球对绿色能源的需求,KPCB又支持戈尔担任主席的投资绿色能源的基金,并且专门集资四亿美元建立了专门的基金。KPCB通过这种方式,在美国政府制定能源政策时施加影响。KPCB的这种做法是一般风险投资公司学不到的。第二,两个公司的统帅水平相去甚远。英特尔公司八九十年代的CEO格罗夫虽然是学者出身,同时也是微机时代最优秀的领导者和管理者,他几次被评为世界上最好的CEO。摩托罗拉公司由加尔文(Galvin)兄弟创办,公司六十年代传到了儿子手里,八九十年代传到了孙子手里,是个典型的家族公司。俗话说富不过三代,这话果然应验在加尔文家族上,三代人可以说是一代不如一代。孙子辈的克里斯托弗?加尔文虽然是被"选成"CEO的,但是如果他不姓加尔文,他永远不可能是摩托罗拉的CEO,甚至进不了工业界的高层。AT&T一百年来发展得很健康。虽然一百年来它一直受反垄断法的约束。但是,美国政府司法部并没有真正要过它的命,每一次反垄断其实是帮助AT&T修枝剪叶然后让它发展得更好。我们今天谈论作为美国仅有的两个被反垄断法拆分的公司之一的AT&T公司时,不能不看看AT&T的垄断地位是怎样形成的。(注:另一个被拆分的公司是美孚石油。)

风险投资公司每一次融资便成立一个有限责任公司,它的寿命从资金到位开始(CloseFund)到所有投资项目要么收回投资、要么关门结束,通常需要十年时间,前几年是投入,后几年是收回投资。一个风险投资公司通常定期融资,成立一期期的风险基金。基金为全体投资人共同拥有。风险投资公司自己扮演一个称作总合伙人的角色(GeneralPartner),其它投资者称为有限合伙人(LimitedPartner)。总合伙人除了拿出一定资金外,同时管理这一轮风险基金。有限合伙人参与分享投资回报但是不参加基金的决策和管理。这种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能保证总投资人能够独立地、不受外界干扰地进行投资。为了监督总投资人的商业操作和财务,风投基金要雇一个独立的财务审计顾问和总律师(AttorneyinGeneral),这两个人(或者公司)不参与决策。风险投资比炒股要凶险得多,一旦出错,基本上是血本无归。为了减少和避免错误的决策,同时替有限合伙人监督总投资人的投资和资本运作,一个风投基金需要有一个董事会(BoardofDirectors)或者顾问委员会(BoardofAdvisors)。这些董事和顾问们要么是商业界和科技界的精英,要么是其它风险投资公司的投资人。他们会参与每次投资的决策,但是决定由总投资人来做。一个公司开拓新财源失败的尝试多如牛毛,我们也就不一一列举了。最常见也是最糟糕的情况是,一个公司找不到新的市场,眼睛只局限于现有市场,而且总觉得别的公司盘子里的蛋糕比自己的大,以自己的劣势去争夺别人盘中之餐。就好比国际象棋冠军卡斯帕罗夫想在高尔夫球场上战胜老虎伍兹一样,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由于精力分散,这些公司有时反而可能丢掉了自己的优势。一旦大的经济环境不好,公司的扩展会全部失败,甚至丢掉了自己的基本盘导致破产。俺们新葡京旧金山湾区之所以得名硅谷是因为早期这里的公司大多数是半导体公司或者计算机硬件公司。我们前面介绍的惠普公司虽然不能算是一家半导体公司,但它是以计算机和仪器等硬件为主的公司,可以算是硅谷早期主流公司的代表。但是,最早诞生于硅谷的真正的半导体公司是仙童半导体(FairchildSemicondu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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