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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改变世界》一书于今年2月在巴黎出版,适逢中法文化年活动高潮,又赶在法国就欧盟宪法举行全民公决前夕,该书讨论的话题均十分敏感,迅速热销。由此可见,小小的旺达真的是“中国制造”吗?不如在它的机壳上印上“中国组装”更为准确。它就是在中国组装,而不是制造出来的。旺达绝非个别现象,它是中美两国工业目前工作方式的一般写照。在许多行业里,中央帝国充当了美国企业的装配车间,一条装配线而已,往往还是装配线的尾段,出成品的那一段。美国公司负责设计、制造或外购零部件,把这些零部件交给中国人去组装,然后再由美国公司进行市场推广和销售。就在那一年,两个看似互不相干的人物共同震撼了世界:玛格丽特·撒切尔和邓小平。按理说,这两位20世纪末的伟大领导人之间毫无互通之处。一个出生在世界最古老的民主国家——联合王国;另一个来自全球最古老的极权帝国——中国。前者生活的国家在18世纪末就开始了工业革命,从那之后长期属于世界上最富有的地区之一;而后者所在的国度非但没有爆发真正的产业革命,还刚刚经历了悲剧性的“文化大革命”,是地球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铁娘子是根深蒂固的英国保守人士,小个子的邓小平则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然而在1978~1979年,他们各自掌握了所在国家的领导权,然后共同开启了一个世界经济的新时代。澳门新葡新京ww. 7877第二个被美国的投资银行家们所忽视的因素是,中国的起飞发生在全球化新阶段开始的当口——20世纪的最后20年。撒切尔主义、网络、经济自由化,以及新的技术革命给它们带来的影响,导致了世界贸易真正的爆发。日本和该地区的小“老虎”们开始起飞时,世界贸易的年增加率只有5%,到了中国进入大发展之后,世界商品贸易的年增长率已达到了10%。这股海上强风推动了中国大雁,使它更容易地展翅起飞。同时,要让它的速度比风速还快,扩大自己的市场占有率,也更为困难。但这正是中国已经做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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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美国对抗中央帝国的斗争中,曼祖罗并不是孤军奋战。他深知,在企业老板中,支持他的大有人在。不知多少工厂老板去过他的办公室,抱怨来自中国的不公正竞争。这些老板都认为,自己深受中国人所害。此外,他还得到了雇员工会的支持,每当一家工厂关闭,它们都认为中国要对此负责。这已经成为在大众中极为流行的观念。象曼祖罗这样的勇士,是美国的众多士兵中的一员,他们已经加入了战斗。在新世纪与他们对抗的,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帝国。在这场战争中,对曼祖罗和他的国会同事们而言,绝不能佩带一顶由敌国部队制造的贝雷帽!但是,即便是中国目前的发展,也已令美国出现了不稳定。中国使美国的消费者成了国王,同时削弱了美国的生产商。中国使美国背上了无止境的、螺旋上升的债务,产生了新的不确定性,形成了新的依赖。尤其重要的是,中国抓住了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自然缺陷,吊起了它对外国产品和资本的胃口。通过把狼弄得消化不良,羔羊似乎找到了不必冒过大风险的与狼共舞之道。当然,它也不能把狼弄得太虚弱了,否则羔羊自己也不好受。两位要保持舞步的一致殊为不易。这是一门颇难掌握的技艺,随时可能错步,甚至跌倒,毁掉他们之间的融洽。最后,在全球化的新阶段,国家之间已经不仅仅是商品交易,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也显著增加。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出现,在80年代还是试验性质的,从1992~1993年开始,就已完全放开。这种投资在中国的起飞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2003年开始,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任何一家西方大公司,只要没有在中国投资,就不能算是世界级的大公司。在过去20年中,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总投资达到了5,500亿美元,这真是一个纪录!外国独资或合资企业雇用的人员达2,300万:比法国全国的就业人口还多。这些企业的出口额占中国总出口额的一半,政府从这些企业那里获得的收入占其总收入的五分之一。在巴黎,如同在华尔街以及其他市场一样,那些仍在坚持开矿、生产钢铁或散货运输车的企业在交易所里都举步维艰。但凡有机会,这些公司的老板都要抽身跳出,转而投资“更体面”、“更高端”的产业。学校引导那些优秀的学生从学习真实世界转向虚拟世界。实验室亦将各种手段围绕虚拟世界配置。政治家们自然不能置身事外,他们鼓吹这类知识的力量、魅力和利益,倡导各种脱离“基础产业”的职业。一句话,金钱、青年人、研究和投资都要远离经济生活的各种基础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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